周明远把辞职信拍在董事会桌上的那一刻，会议室里十一个人的表情像被按了暂停键。

“我不是辞职。”他把信纸翻过来，背面是空的，一个字都没写，“我是告诉你们——要么罢免我，要么跟我走。没有第三条路。”

中育集团北京总部的大会议室里，落地窗正对着长安街。东三环的车流在十一月的薄雾里缓慢蠕动，像一条生了病的钢铁蚯蚓。暖气开得太足，坐在长桌尽头的一个董事松了松领带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油汗。

“老周，你疯了。”说话的是副董事长孙茂才，中育的二号人物，也是旭化成收购案最积极的推动者。他手里拿着一份装订精美的文件——东京寄来的正式收购要约，封面烫着旭化成制药的银色银杏叶标志。与笑笑学校那棵银杏树的叶子不同，这个标志是压印的，摸上去有凹凸感，冰冷、精确、每一片叶子的角度都经过黄金分割计算。

“旭化成的报价比市值溢价百分之三十五。我们十二个人，每个人套现至少能拿三个亿。三个亿，老周——你教了一辈子书，见过三个亿长什么样吗？”

周明远没有看他。他把目光投向窗外，长安街对面，一座老式苏式建筑的外墙上爬满了枯藤，叶子已经落尽了，只剩褐色的藤蔓在灰砖上画出密密麻麻的纹路。像血管。像一张被遗弃在墙上的蛛网。

“我见过。”他说，“三天前在杭城，有个年轻人请我吃了一颗大白兔奶糖。五分钱。”

会议室里有人笑了，很短促的一声，像被踩了尾巴的猫。

“我用了三天去想那颗糖值不值五分钱。”周明远转回头，把手里那份战略转型方案——他三天前给林凡看过的那份黑色文件夹——扔在桌上，文件夹滑过半张桌面，停在孙茂才面前，“结论是：不值。它值三个亿。”

“我做了二十年教育，开了四千所学校，教了四百多万个学生。我让他们背单词、刷真题、记公式，告诉他们考不上好大学就没有好人生。二十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做教育——直到三天前。一个八岁的女孩画了一棵树。树冠画歪了，树枝伸出了大树的荫凉。她在那幅画下面写了一句话：‘歪的树枝也是树枝。它会自己往太阳那边长的。’”

他停顿了一下。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。

“那个女孩叫林笑笑。她爸叫林凡。他教会我一件事：教育不是盖楼，是种地。盖楼的人怕风怕雨怕地震。种地的人什么都不怕——只怕没人愿意下地了。”

周明远把西装外套脱下来，搭在椅背上。里面穿着一件灰色的鸡心领毛衣，袖口有缝补过的痕迹，补得很整齐，针脚细密——是他妻子补的，补了三年了，他不肯扔。

“你们可以罢免我。按照公司章程，罢免董事长需要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。你们有十一个人，我只有一个。票数够了。但我告诉你们——我手里有中育百分之三十四的股权。被罢免了我还是第一大股东。我会用股权逼你们改选董事会，改选完了再推行转型。你们拖一天，我陪你们耗一天。我今年五十七了，耗到六十岁退休。你们耗不耗得起？”

没有人说话。

孙茂才的脸在暖气过热的空气里慢慢涨红，像一块放进温水里的冻肉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把那份收购要约翻过来，背面朝上扣在桌上。

“投票吧。”周明远说，“别浪费时间。我还要赶飞机。”

“去哪？”

“杭城。”

“去杭城干什么？”

周明远拿起搭在椅背上的西装外套，从内袋里抽出一张对折的纸——不是机票，是一份传真件。纸张很薄，是热敏纸，边缘已经微微卷曲。他把传真展开铺在桌上，用手指抹平卷角的地方。

“今天早上收到的。笑笑实验学校、新苗农民工子弟学校、向阳留守儿童寄宿学校、启明星自闭症特教学校——四所学校联合发起的省级教育创新示范区，昨天通过了中期评估。评估组给的评语只有一句话：‘教育公平的浙江样本。’”

他把传真推到桌子中间。

“他们要做一个产教融合示范基地。不是补习班，是面向工厂子弟、农民工子女、留守儿童的职业技能启蒙。需要课程体系，需要师资培训，需要覆盖三百二十个城市的网络——这些你有吗？旭化成有吗？你们拿三个亿去套现，能套出这些东西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