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但中育有。”

他把手按在那份传真上，指节粗大，手背上有几块淡淡的老年斑。这只手写了二十年的教案，签过无数份收购协议，批过无数张财务报表。此刻按在一张薄薄的热敏纸上，微微发抖。

“我不辞职。你们也别想罢免我。我把话放在这里——谁愿意留下跟我一起转型的，我让出百分之五的股权，设员工持股池。谁想走的，按市值加十个点溢价回购，我亲自送他出门。”

“选。”

三个月后。

杭城城北，原中育集团旗下最大的k12培训中心——三层楼，四十间教室，能同时容纳一千二百名学生——挂上了一块新牌子。

没有揭牌仪式。没有剪彩。没有领导讲话。只有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五十七岁男人，在寒风中站在门口，亲手把旧牌子摘下来，换上新牌子。螺丝拧了三次才拧紧——他手指冻僵了，螺丝刀滑了两次，在手背上划了一道浅浅的白印。

新牌子上写着：“产教融合示范基地·杭州城北站。”

首批学员是隔壁电子厂的工人——三班倒的生产线上拧了十年螺丝的人，手掌粗糙得像砂纸，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机油。最小的一批学员十八岁，刚从中专毕业，被学校推荐进厂实习，一个月工资八百块。最大的一批学员四十五岁，和讲台上的老师同岁，坐在最后一排，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，用铅笔头在笔记本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记。

第一堂课是电工基础。讲台上的老师不是中育原来的金牌讲师——那些教奥数、教英语、教考试技巧的“名师”，在转型方案启动的第三周就集体跳槽了。留下来的是一个五十三岁的老工程师，在杭城电力局干了三十年，退休后被周明远亲自上门请来。请了三次。

第一次去，老工程师以为他是骗子。第二次去，老工程师说“我教了一辈子徒弟，还用你来教我教书？”第三次去，周明远带了一盒茶叶——不是名茶，是他自己家里喝的龙井碎末，三十块一斤。两个人坐在老工程师家的阳台上喝茶，从下午喝到天黑，从电工证考试大纲聊到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。第二天，老工程师来上班了。

没有kpi，没有续报率考核，没有家长投诉。教室后面贴着一张手写的课程表，字很丑，但很清楚：周一电工基础，周二钳工实操，周三晚上是自愿参加的英语角——用的教材不是新概念，是中育和笑笑集团联合编写的《工厂英语三百句》。第一句不是“howareyou”，是“请戴安全帽”。

周明远站在教室后门外，透过门上的小玻璃窗往里看。教室里的灯管有一根在闪，明灭的频率和心跳差不多。有人举手提问，老工程师走过去，弯下腰，把自己的万用表放在桌上，手把手教他怎么测电阻。那个画面让周明远想起二十年前——他刚创办中育，自己站在讲台上教英语。教室是租的，黑板是水泥墙刷黑漆，粉笔是整根买来自己锯断，锯到一半锯歪了，斜口刮破了手心，血滴在粉笔上，把白色的粉笔染成了淡粉色。

那时候他记得每一个学生的名字。

后来他忘了。

“周总。”秘书小陈从走廊那头快步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一份报纸，“秦雪的那篇报道发了。”

周明远接过报纸。《南方周末》，头版，但不是头条。头条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道。秦雪的文章在第四版，标题横跨两栏——

《从“焦虑贩卖”到“能力建设”：一个百亿教培帝国的转身》

标题下面配了一张照片：城北基地的教室，老工程师在教电工实操。照片拍的是侧面，讲台上有两个万用表，一个旧的，一个新的，旧的漆面磨掉了大半，露出里面的铝壳。

周明远没有看正文。他把报纸折好，夹在腋下，转身往楼梯口走。走了几步停下来，抬头看走廊墙上挂着的旧照片——中育集团历年年会的集体合影，从最初的二十个人到后面的两千个人，照片越拉越长，人脸越来越小。二〇〇三年的那张在最中间，他站在第一排正中间，头发还是黑的。

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。

“把墙上这些照片都换了。”他说，“换学员的作品——焊工证、电工证、钳工等级证书。什么好看挂什么。”

秘书愣了一下：“周总，那些还没考下来呢。”

“那先把考证倒计时挂上去。挂最大的那张墙。”